北京日报 | 记者 杨丽娟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石、一口锅——毛公鼎。
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盂鼎并称“国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骚动年月，保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流离失所，反而让它的归公之途错综复杂，乃至一度有人置疑毛公鼎是赝品。
屡经劫难，毛公鼎怎么逃过侵略者的觊觎？怎么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跟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题跋、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宿世此生的悬疑逐步拂去迷雾，两岸同胞一同看护、研讨国宝的故事也益发起听。
上海博物保藏毛公鼎全形拓，为陈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
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坐落山东潍坊的陈介祺新居万印楼，现为省级重点文物维护单位，毛公鼎曾被保藏在这儿。
端方化尽心血强购毛公鼎不过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
毛公鼎曾在台中北沟寄存15年。图为北沟陈设室。
叶恭绰晚年像
叶公超
除了前史价值，毛公鼎铭文在书法方面亦被视为周代篆文的正宗，金文的珍宝。图为我国邮政发行的“我国古代书法”系列邮票中的毛公鼎邮票。
希世之宝乃得撒播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毛公鼎熟睡千年的当地叫周原，这儿的土地从前肥美得连苦菜都让人甘之如饴。
周原，坐落今日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族员在这儿久居，周文明自此发源。自西汉“美阳得鼎”起，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道光末年（一说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甫一出土，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一个撒播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岐山县董家村乡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得毛公鼎，古玩商闻讯火速赶来，看到鼎内鳞次栉比的古文字，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古玩商人把宝鼎运到村南时，却被另一个乡民董治官拦下。董治官说，这宝鼎出土的当地在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宝鼎应归两家共有。古玩商付了银子，不只没把鼎带走，还被董治官父子打了一顿，气得一状告到县衙。古玩商重金贿赂知县后，董治官被投入大牢。大鼎被古玩商运走，几年后,转卖给了古玩商苏六(名兆年)、苏七(名亿年)兄弟。
《陕西金石志》的记载较为简略，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下收购，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希世之宝，乃得撒播”。
两种说法不一，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苏亿年。苏亿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运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人得了毛公鼎，天然是囤积居奇。要知道，那时青铜器生意不单就质论价，且是按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金乃至数十金”。鼎内鳞次栉比的文字，让苏氏兄弟坚信，此鼎绝非一般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
走运的是，他们终究为毛公鼎寻到的买家，不光是一位金石藏家，仍是一位大学识家。他便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
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中进士后一贯供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心里独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收集与考证。《清史稿》留下了他的台甫，“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也曾敬服地说：“论保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
后人拾掇的陈介祺信札集《簠斋信札》中，常常见到“苏六”“苏七”的称谓，指的便是苏氏兄弟，两人能够说是陈介祺的“专职代购商”。陈介祺特别喜爱带文字的三代青铜器，他曾写信叮咛苏亿年：“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万不行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就在购得毛公鼎前不久，陈介祺还从苏氏兄弟手中购得了天亡簋，天亡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
有了这些友谊，陈介祺天然被苏氏兄弟列为毛公鼎的潜在客户。不过，陈介祺开端差点与毛公鼎坐失良机。他的后人陈继揆回想，那时京城中能出高价的人不少，而陈介祺刚买了天亡簋，手头并不宽余，而且，陈介祺父亲也不支撑他买毛公鼎。陈父曾是道光皇帝的教师，官至三部尚书，小心翼翼是他为官多年的天性。树大招风，独子重金购宝鼎，谁知会招来什么祸端？
但是，陈介祺一见毛公鼎，爱不释手，再也难以忘怀。父亲逝世后，他又找到苏氏兄弟，1852年，终以三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关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
凭仗深沉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才能，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尽心研讨，数易其稿，考释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释继续了170多年，至今仅有单个字词没有达到一致。
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悠远前史，慢慢呈现在世人面前。
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乱”中，被放逐至彘（今山西霍州）。14年后，周厉王驾崩，太子姬静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拾掇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撑。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便是宣王撮合的目标之一。
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皇帝。叔侄二人面谈良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趾高气扬，命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载新皇帝与自己的约好。这便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
由于合文、失铸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定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不同的说法。不过，铭文的首要内容毫无争议，5段铭文先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前史功劳，接着提到现在四方骚动，王室陵夷，周宣王劝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稳固先王工作，终究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战士、命服等。
青铜不语，铭文却是翻开前史的“密钥”。特别是在西周时期，传世史料十分稀缺，首要的前史文献《尚书》中的《周书》，仅有19篇。比较之下，近500字的毛公鼎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见证了西周时刻短的宣王中兴，可谓“抵得上一篇《尚书》”的“西周信史”。
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手中流出后，当即引起金石学界的注目。金石学家吴大澂叹道：“使当日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
陈介祺秘藏不示人
山东省潍坊市中心芙蓉街旁，一座古拙的院子遗世独立，门楣之上，悬挂着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的“万印楼”匾额。这是当年陈介祺保藏和研讨毛公鼎的当地。
陈介祺应是理解父亲苦心的，尽管购得毛公鼎，但深恐“怀璧”之罪，从未将其公之于世。1854年，借着为母亲处理凶事的时机，陈介祺亲身将毛公鼎运回故土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悉心治学。
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保藏记载在册，拾掇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间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得鼎30年，毛公鼎一贯被陈介祺深锁秘藏，就连铭文拓片也只送给过三位至交老友。
有一次，他的老友吴云从别处看到了毛公鼎拓本，传闻鼎在陈家，查阅了陈介祺寄来的保藏目录，没有找到这件器物，不由得写信问询：“终究人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踪影，祈示知。”另一位金石至交吴大澂也在信中表明：“闻此鼎在贵斋，如是现实，请贻我一本。”对友人的恳求，陈介祺总是热心容许，唯有触及毛公鼎，他的答复是沉默不言。
传闻，陈介祺的亲朋也曾想借鼎，供凶事抬供，以表明盛大。陈介祺不愿宝鼎出头，爽性请工匠仿铸了两件器物，以供亲朋祭祀之用。
陈介祺对亲朋的“小气”，并非剩余。现实上，就在老父逝世不久，他就感受了一次“权贵的固执”。其时，毛公鼎已在陈家，户部托言国库紧急，官员的俸禄都没钱发了，发起前朝老臣捐助巨款。说是“发起”，其实是分摊。终究，惠亲王、恭亲王等权贵，都只捐了几千两或一万两银子不等，仅有陈家被逼迫勒索，认捐了四万两白银。
谁也不知，这是否与陈家保藏金石乃至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只能尽量低沉。
毛公鼎秘不示人，外人连拓本都难得一见，再加上铭文不流畅难明，以致于竟呈现了置疑毛公鼎是赝品的声响。最早质疑毛公鼎的是张之洞。他在《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乎！”
关于张之洞的“奚落”，陈介祺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反却是他的老友鲍康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之争辩辩驳。毛公鼎开始在陕西出土时，鲍康就见过，而且拓印了一份，他写道，毛公鼎的文字又小又多，而且都在鼎的内壁深凹处，“断非近人能伪”。
而按国学大师王献唐的说法，“张之洞当官是能手,关于金石,却是外行人”，自从他放了这一炮，考证毛公鼎的越来越多，毛公鼎的身世反而越辩越明。
就在质疑声逐步停息时，1937年，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写了一本《我国考古学史》，直指陈介祺在潍县豢养了一批专造假古玩的人，假造了毛公鼎。卫聚贤生于贫穷之家，非考古科班出身，人生肄业的顶峰是考入清华国学院，不过，由于他一贯“喜爱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由于一些怪论而遭人谴责”，他的观念其时没什么反应。王献唐就恶作剧地写道，卫聚贤“人称考古家而自号大法师”，“我看法师的鉴别力，近年大有前进；假如他能见到原器，一定要闭口结舌，而不再猖狂。”
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后，当国内对毛公鼎的质疑之声早已隐姓埋名时，一个外国人竟又受张之洞、卫聚贤误导，著文称毛公鼎是近代假造的赝品，在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
端方仗势规划强买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三十年，怎么办一个“不肖后代”，将毛公鼎送上了痛苦的漂泊之路。
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古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传到陈厚滋儿子陈陔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暗影太严峻，他生前为后代立下三条规则：一不许当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他希望晚辈循规蹈矩做学识。
怅惘，身后事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陔，字孝笙，却明显没把“孝”当一回事。先是违反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复兴家业。不久，竟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
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受清廷派遣，率团出国调查宪政。端方从政之余，立志要做大保藏家，曾在琉璃厂邻近树立陶斋博物馆，乃至出洋调查路过埃及也不忘带点“土特产”——人形木乃伊木棺、石碑等古埃及文物，这些文物现在保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样一个“权贵保藏家”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陔哪里抵御得住？
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揆记载，陈氏本家的陈恒庆在北京当官时，与朝廷重臣端方过从甚密。因而，陈恒庆就让自己的儿子陈芙珩出头，找到陈陔，交涉转让毛公鼎的工作。一开端，陈陔并没有被银子感动，但对方承诺，除一万两银子外，还让陈陔担任一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陔这才鬼摸脑壳，觉得任一年银元局局长，可就发大财了，不管家人劝止，硬是出让了毛公鼎。鼎出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陔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
这个经验太惨痛了，大约是为了警示后人，陈氏族员代代相传，将这段故事记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陈继揆在《毛公鼎旧事》中披露了此事，世人才知道，毛公鼎竟是这样被端方骗到的。
2015年，西泠印社的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孙桂澄旧藏毛公鼎拓本姚华题跋”现身，又让人们才智了端方强买毛公鼎的化尽心血。本来，他不光委托了陈恒庆、陈芙珩父子，还托了曾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的孙桂澄。
在这份孙桂澄旧藏的毛公鼎拓本题跋上，具体记载了孙桂澄为端方购鼎的通过：为了给端方购鼎，孙桂澄日夜兼程，赶到潍县，深夜时分，隐秘拜访陈陔，“趁其机势”，到拂晓时分，已把毛公鼎拿到手了。等潍县“巨家”闻讯前来抢夺，早已晚了。
短短一夜时刻，就让陈陔抛弃了祖传宝藏，孙桂澄究竟使了什么凶猛手法？题跋中不行能明写，不过，在北京琉璃厂却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
陈重远早年在琉璃厂古玩铺滋润多年，他在《金石谈旧》中写道，端方强买毛公鼎的主见，源于另一件“国宝”——同为西周青铜器的散氏盘。与毛公鼎相同，散氏盘也以长篇铭文和精巧书法著称于世，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传闻，当年嘉庆五十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保曾将散氏盘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端方闻听这段往事，灵光一闪：当今光绪皇帝的35岁生日快到了，若以祝寿为托言，肯定能买到毛公鼎。他派人前往潍县，对陈氏后人说：“传闻毛公鼎在你家保藏，端方大人愿出两万两银子收购，献给皇上。三天内回话，不得拖误！”
陈重远记叙的版别明显有演义的成分，银子数目与陈氏后人的记载有收支，而且，端方买到毛公鼎时，光绪现已死于砒霜中毒，在位的是年仅4岁的溥仪。
不过，毛公鼎在1910年换了主人，端方得偿所愿，确是不争的现实。
陈陔丢了毛公鼎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重熹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得鼎不过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
老友相助叶恭绰筹款赎买
端方身后，家道中落。失掉强权人物的维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
据陈重远回想，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陪嫁品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典当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胜银行。
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以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当，向端方家人表明，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赞同，毛公鼎从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
稀世珍宝典当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变卖家产，不见换回宝藏，一时之间纷繁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见，辛普森还找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合。
福开森是端方的洋参谋，正是与端方的触摸，为他“敞开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藏的我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呈现的频率极高。其间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柉禁十三器”，是现在出土的铜禁和共存酒器均保存完好的仅有成套青铜器，便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
毛公鼎比柉禁十三器多了一点命运，端方家人嫌钱太少，不愿出让。工作传出后，国人哗然，文明界人士纷繁呼吁，不能让国宝丢失。
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典当在华俄道胜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绂辰就想让毛公鼎“返乡”。那时将鼎换回，连本带利只需4万银元，怅惘决议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明白文献的武夫”，终使“返乡”一事功败垂成。
几年后，王献唐走马上任，成了新的图书馆馆长，再次提起“返乡”运动。这时鼎价已涨到了七八万元，不过，刚好盐商欠了官款36万元，换回毛公鼎捉襟见肘。王献唐趾高气扬，四处接洽，谁知新任省主席韩复榘与“狗肉将军”张宗昌相同，一贯不愿拨款，硬是把这事儿给拖黄了。
谁来解救国宝于危险之间？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挺身而出。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恭绰是典型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恭绰传》的作者慎重看来，“假如他不是从事文明维护及保藏，他就只是是北洋年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烟云的前史人物。”
多年来，不管执政或在野，叶恭绰一贯都是古代文明遗产的看护者，勘测大同石窟、阻拦敦煌经卷、支撑西北科学调查……
此刻，面对毛公鼎，叶恭绰手头也不宽余，幸亏两位老友助人为乐，合股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恭绰比较，两位老友与毛公鼎的缘分不为人知，他们的姓名应该被咱们记住：教育家郑洪年和书法家冯恕。1930年，郑、冯两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恭绰一人保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错在一同。
真实的保藏家大略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恭绰跟陈介祺相同，从天津到上海，一贯严守着隐秘，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恭绰已保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老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仍是三缄其口。蔡元培只能无法地在日记中记下一笔：“闻尚藏有毛公鼎，但甚秘，对人不供认有此。”
假如不是叶恭绰侄子叶公超晚年在医院卧床时的口述，假如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在一本学术作品中“略述梗概”，叶氏叔侄看护国宝的不易，或将永久不为人知。
叶公超护宝遭逮捕
1973年，张光远的作品《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书，当即在港台学界引起颤动。颤动的缘由在其副标题——驳论澳洲巴纳博士诬伪之说。
本来，几年前，澳洲一位研讨青铜器的巴纳博士置疑毛公鼎是伪器。所以，“依据张之洞、卫聚贤两位荒诞无稽的谬说，和巴纳所自采纳的‘科学’治学办法，大举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污蔑它是第一位保藏家——陈介祺所假造。”
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好像不知道，张之洞、卫聚贤的所谓“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我国国内被遗弃，以致“毛公鼎的真伪问题，居然掀起世界性的置疑风云”。
目睹毛公鼎被欧美学者置疑，张光远抛弃我国金石学界只重视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讨办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能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念逐个辩驳。
尔后，更多的港台学者结合X射线等现代科技手法，掀起了毛公鼎研讨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论争，终究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确是无可争辩的真器。
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留意届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惊讶地发现，除了证明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揭露的往事。
1937年末，上海沦为孤岛，叶恭绰仓促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书画藏品，则被悉数留置在上海。叶恭绰的小妾潘氏，意欲并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提起了讼事。叶恭绰其时已年近花甲，不方便出头，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
叶公超爸爸妈妈早亡，是跟着叔叔叶恭绰长大的。叔叔的育婴教导，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不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恭绰殷殷吩咐他：“我把毛公鼎交给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特别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能够献给国家。”为了着重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叶恭绰又告知侄子：“前此，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
叶公超担负任务来到上海，不料，潘氏为达意图，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保藏毛公鼎的工作。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劳里育路卫乐土三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忽略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居然未被发现，是其大幸！”
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一说39天），前后被审问7次，受抨击、水刑2次，但一贯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老友顾毓琇回想，叶公超在狱中曾曲折递出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卷烟纸，上面写着：“Trust me！Will not yield！”（信任我！决不屈从！）
这场劫难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学。一贯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了世界宣扬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了解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维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次受刑，竟能如此意志坚定。
据张光远书中所记，为了抽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然传信给家人，请来铸工，假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总算获释。
可日本宪兵没有那么简单甩手，叶公超出狱后，依然遭到监督。叶恭绰只好又打电报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字崇勋），让他设法救人。叶子刚多方奔波两个多月，叶公超才康复自在身，并将毛公鼎安定带到香港，交还给了叔叔。
彼时，叶恭绰远在香港，相同时令傲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后，想请叶恭绰出山。叶恭绰断然拒绝，从此失掉自在。时值大暑，他坚持封闭门窗，离隔窗外喧哗的日兵，经济穷困，只能靠出售印章石砚抵挡。
1942年10月，经亲朋多方斡旋，叶恭绰总算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仍旧不与外界触摸，可仍是躲不过日伪的打扰。汪精卫屡次托人请叶恭绰，“快不要再玩古玩，出来玩玩公民”。终究，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派人亲身上门，请叶恭绰出来“掌管全局”，扬言“假如再执意不从，恐对他晦气”。叶恭绰那时已沉痾在身，然一贯不曾屈从。
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前史学者傅国涌说他是“述而不作”的那类读书人，平常字斟句酌，不愿容易着笔。叔侄二人看护毛公鼎这段触目惊心的阅历，他更是一贯视为个人私事，鲜少对外叙述。直至晚年，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搭档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赞同张光远“略述梗概”。
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回想误差，仍是有所避忌，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错综复杂的撒播通过带来了新的疑团。
错综复杂的归公之谜
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末，日本发起南侵战役，攻陷香港后，叶恭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唯不幸病中困顿”，就把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因由一个商人陈咏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胜屈从后，叶恭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今后才算归公家一切。
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阶平很快叙述了一个不同的版别：毛公鼎终究并非由叶恭绰、而是由陈咏仁献给政府的。刘阶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
据刘阶平回想，1942年通过上海时，传闻叶恭绰因经济穷困，欲出售毛公鼎以保持生计，而且，敌人也想争购。他同徐森玉、张子羽等人协商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咏仁。
陈咏仁不是一般商人，曾替日军收购大批军械物资，算得上“头号经济奸细”。徐森玉掌管过故宫文物南运，那时在上海担任保管中心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羽则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市侩”陈咏仁，自有一番妙计。
刘阶平对陈咏仁说：“你如能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献中心……作为你将功补过的一项体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提到了陈咏仁心上，时机难得，为了给自己留个后路，陈咏仁容许以黄金三百两，隐秘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羽隐秘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保证将来收归公藏。
公然，抗战成功后，毛公鼎完毕了在私家手中漂泊的命运。现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呈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钤盖着陈咏仁“于成功还都年献呈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咏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抗战成功后，陈咏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法网难逃，疏而不漏，新我国建立后，仍是被揭宣布很多偷税、偷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奸细罪，陈咏仁终究被诸罪并处。
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不顺畅，直到今日，从陈咏仁之手到南京“中心博物院”那段前史仍议论纷纷，迷雾重重。一种最盛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身后，才由军统局上交。
沙孟海其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想文章中写道：其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纳（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间谍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安置好一批人员，到那时他们就争先恐后，从陈咏仁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掠去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名，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当即移送，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
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长的沈醉，关于接纳毛公鼎的回想愈加戏曲。戴笠还没死时，军统就建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首要由沈醉担任，但由于工作太多，一贯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纳大员才来到上海。其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
清查工作挨近结尾，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贯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几个老古玩商，一同到沈醉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玩商正侃侃而谈，忽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古玩商跟着他的目光看去，登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烧纸炉扑去，嘴里宣布不同的惊呼声：“我的妈哟！”“老天爷呀！”“这可真是罪行呀！”
沈醉被弄得不可思议，一问才知，这个烧纸炉居然便是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毛公鼎。那时刻谍们有个习气，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顺手烧掉，从不往字纸篓里仍，避免泄密。惜乎一张拓片都无价之宝的毛公鼎，竟被军统间谍们当成了烧纸炉。
从沙孟海和沈醉的回想来看，毛公鼎确实曾落入军统之手。至于这件国宝怎么从军统手中被抢救出，沈醉没有多花翰墨。却是曾供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徐伯璞晚年回想，戴笠身后的1946年春天，传闻其部下已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办理委员会”，但从周围面再三打听，总不得实情。徐伯璞便亲身写了两次呈文，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毛公鼎敏捷提交教育部，以便交给博物院保藏。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呈文如杳无音信，徐伯璞只得第三次写呈文给行政院。几经奔波，总算从“上海敌伪物资管委会”主任郭泰祺处取得了毛公鼎。徐伯璞把鼎带到南京后，“静悄然地放在办公室的桌下20余天，没引起任何人的留意”。大约是1946年7月上旬，徐伯璞将毛公鼎移送给了其时的“中心博物院”，也便是今日的南京博物院。
徐伯璞的回想细节满满，毛公鼎的疑团好像已被解开。谁知，2008年，上海档案馆的一份档案被发现，让毛公鼎的归公之路愈加错综复杂。这是一份上海市教育局呈市政府的档案，日期是1946年6月，档案显现，行政院命上海市教育局接纳保管毛公鼎，为此，上海市教育局组织了毛公鼎保管委员会。通过探查，发现毛公鼎在军统局保存，接洽后，军统局称毛公鼎已在南京军统局，后又来函称，毛公鼎已送呈蒋介石。
终究是军统局将毛公鼎送去了南京，仍是徐伯璞从“上海敌伪物资办理委员会”取得后移送南京的？跟着当事人逐个逝去，前史的细枝末节已无从寻找。
1946年，毛公鼎被安放在南京朝天宫，这儿正在筹建“中心博物院”。与它相伴的，还有曲折万里、饱经劫难的上万箱故宫文物。
同年10月，在一场“文物还都展览”上，毛公鼎第一次揭露与世人碰头，它的漂泊之旅好像总算完毕了。没有人料到，只是2年后，毛公鼎又要面对离别，漂洋过海。而那些看护它的“功臣”们，也被一湾海峡分隔两岸，只能凭仗宝鼎拓片，遥寄想念。
寄予两岸同胞一同情愫
新我国建立前夕，叶恭绰在香港收到了北上的约请。一番思考后，他决议北上参政议政。其时有人劝他不要回去，理由是“共产党喜爱的是贫民”，叶恭绰说，“我也不富呀。”1950年3月，70岁的叶恭绰顺畅抵达首都北京。
叶恭绰没想到，此生再也没有见到侄子叶公超，也没有见到叔侄二人曾搏命看护的毛公鼎。1949年，百万雄师行将打破长江天险，留在南京的叶公超已官至“外交部政务次长”。他走向了与叔叔叶恭绰相反的方向，南下，去了台湾。
前一年的冬季，南京下关码头，700多个奥秘的箱子，登上了国民党水兵军舰“中鼎号”。这些箱子里，装满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心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5个组织的珍贵文物，其间就包含毛公鼎。
从1933年起就担任故宫仓库和文物办理的庄重，也登上了“中鼎号”。从北京到南京，从四川到贵州，庄重护卫故宫文物走过了大半个我国。现在，他又要随故宫文物和毛公鼎一同去台湾。
这些文物先是被运往台中。这儿四季如春、气候枯燥，被以为是寄存文物的适宜当地。工作人员选中了台中糖厂仓库，但庄重和搭档们很快发现，糖厂的烟囱每天都冒烟，对文物太不友爱。
毛公鼎不得不“搬迁”，新家在一个叫北沟的小山村，现在归于台中城外的雾峰乡吉峰村。建立不久的“中心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办理处”，向吉峰村乡民租用了一块3万平方米的土地，用三个月时刻，修建了三间砖头盖成的仓库。毛公鼎和那些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就在这三间拥堵的仓库里，一放便是15年。
开始，北沟乃至没有一间可供观赏的陈设室，每当有人观赏，工作人员就在仓库里支起木板，从摞了七层的箱子里，挑出观赏者所要看的文物。
1956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带领十几位学生观赏北沟，大四学生林文月看到“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没有任何装修的”仓库，唏嘘不已：“白布覆盖着可能是极寻常的桌几，上面罗列着许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独自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有仓库的中心部位，既无安全措施，亦无玻璃罩盖，简直伸手可触那誉满天下的宝藏！”
直到1957年，北沟仓库的西边空地上才盖起了一座小陈设区，大约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巨细。
又过了8年，1965年年末，幽静的北沟喧哗起来，毛公鼎又要搬迁了。它和3000多箱文物一同，被装上货车，运往外双溪新完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北沟小山村度过15年的庄重一家，也随之迁往台北。
毛公鼎的新家在规划细节上，处处与北京故宫遥遥相对。规划师黄宝瑜在规划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绘，“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规划为接连之图画，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我国绸缎之纹样。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取得四十五度角之暗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现在，作为永不替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台北故宫商周青铜展厅最醒意图方位，静静地迎候海峡表里的观赏者。
毛公鼎上的铭文，又名金文，意为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金文中，“乡”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坐在一口锅的周围。可见古人关于家园的幻想，便是我们团聚在一同吃饭。
毛公鼎，寄予着两岸同胞一同的情愫。虽隔海相望，但两岸同胞对毛公鼎的看护从未中止。
1962年，陈介祺的后人将先祖的悉数手稿捐献给文明部，其间包含多篇毛公鼎的铭文考释手稿。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陈介祺的家园潍坊，市博物馆的文物修正师们耗时三年，百分百原份额地拷贝了一尊毛公鼎。这尊拷贝品与毛公鼎拓片一同保藏在潍坊市博物馆，叙述着那段斑斓的青铜回想。
垂暮之年的叶恭绰，把自己保藏的一切古代典籍、书画、用具等，全都捐给了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独独怅惘毛公鼎没有留在大陆。1981年，叶公超在台北逝世，完毕了自己“悲惨剧”的后半生。生前，他将自己保藏的毛公鼎拓本，捐赠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份拓本上，还有叶恭绰1946年的题跋：“此器兹移国有，可云得所。”
1980年，看护了一辈子文物的庄重与世长辞。逝世前，他和小儿子庄灵想念，自己终身的惋惜是没能把这些宝藏再带回北京去。弥留之际，他终究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