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秉（汹涌新闻 蒋立冬 绘）
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失传风险、从事研讨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明沉积、民族回想与前史传承的学识。假如这些接近隔绝的学识真的失传，将使咱们丢掉许多古代我国留下的名贵前史文明遗产，从而失掉了解和解说我国古代文明的才干。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世界接轨的深化程度，仍是传承绝学的资源、才干，我国学界都有了长足前进。《上海评论》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范畴有深沉造就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了解和学术效果。信任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懈尽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识会勃发出新的生命和生机。
郭永秉生于1980年，学生年代就爱“坐冷板凳”“钻故纸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韵、古史课，他学得津津乐道。古文字学权威裘锡圭先生来复旦，对郭永秉来说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要左右逢源，从此今后他就在“冷门绝学”的坑里越钻越深。对郭永秉来说，做学识最叫人欢欣的，便是那份与师友商讨的“穷开心”。
在甲骨文发现曾经，传统的金石学是怎样的？古文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要对传统的金石学进行哪些改造？哪些传统的观念遭到了摒弃？
郭永秉：
由于咱们很了解了，所以请答应我先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先阐明的是，我做这个“绝学传薪”的访谈人之一是很不契合的，我在这个范畴做的作业很细小，许多人也知道我在古文字学方面不是科班出身，并不具有代表性，说实话我的问学路数也与许多古文字学者不大相同。所以我的确没有资历代表古文字学这一个行当来讲话，这决不是我谦善。承蒙《上海评论》的好心，这儿也只能是谈一些个人的领会罢了，表述不当的当地仍是要请专家纠正。
你的这第一个问题就欠好答复。我感觉金石学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同一的相貌我也不敢说，应该有它的一个开展流变进程。尽管前史上对前代的金石文字（特别是金文）的研讨在西汉乃至更早就有萌发，但作为一个成规划有体系的“学”而言，咱们都公认是从宋代开端的，由于需求有成批量的资料、成批量的学者和成批量的著录研讨作品的呈现，宋代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划。内藤湖南说，宋代史料研讨最兴旺的是金石之学。许多人都把金石学看成是宋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如从金石学本位的视点来看的话，它或许还有更广一些的价值。朱剑心的《金石学》概括金石学有“考订（证经、订史、补佚、考字）”“文章（根由、体系、工拙）”“艺术（书、画、雕琢）”三个方面的价值，或许对此会有不同的观念和偏重，但大致我觉得传统金石学的含义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朱剑心：《金石学》
宋代金石研讨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考证，但宋人在史学方面临金石文字作出谨慎考证的比方太多了，比方傅斯年先生就说过，读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魏受禅碑对《后汉书》《三国志》魏受禅记载的考订，就知道北宋人史学剖析到了这个境地才干有《唐书》《通鉴》这类作品，王国维则特揭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的石刻考订效果加以赞誉。清人当然在这方面愈加推而广之，愈加紧密精深。史学和史料剖析的前进，与金石学的打开、兴旺是相互促进的。但咱们也不能说金石学仅仅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从宋人开端的金石研讨理念也有打破纯史学、文献研讨结构的当地。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的金石学，跟有用的相关极为显着，吕大临的《考古图》是另一个典型，不光著录带文字的青铜器，也著录没有文字的器物，器物在图画、铭文摹刻本及释文、考证之外，还附记住器地址、藏家，以及高、深、径、容等器物校量信息。当然不敢说，吕氏编纂时就有了相似现代考古学的理念，或许这些信息在他看来更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其时有用的礼乐准则建造的，但客观上他是留心到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如同除了器物分量信息之外，能想到的惯例著录项，他根本上都想到了，他的理念是超前于同年代和许多后来的金石学家的。所以王国维说“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是很恰切的点评。
吕大临：《考古图》
曩昔的古文字学，天然是包含在金石学范畴内的，比方与《考古图》般配还有《考古图释文》，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编，有点相似于现在有些古文字著录作品后附的文字编。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思维、学术办法传入的布景下，古文字学逐步地从傍边脱离出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现已有所谓“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的说法，把器物自身的研讨跟文字研讨分隔来了。从大的趋势来说，古文字学成为现代学科，天然跟现代考古学的构成兴旺及言语学对传统古文字研讨的改造有关，不过我认为仍是要充沛估量一些要害性人物的呈现对古文字学的树立与转型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人，古文字学的建立或许还要探究很长的时刻，比方孙诒让、王国维、唐兰这些学者，他们都是非常要害性的人物。从他们开端，一方面“穿凿纰谬”逐步留心到应被防止，讲究研讨的科学紧密性和审慎性，另一方面，研讨的视界开端扩大，注重探究规则性、理论性的东西，这一点不管在古文字自身的考释方面仍是运用古文字谈文史范畴的其他问题方面，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在跳脱传统金石学传统相貌方面，应该知道到他们这些人所作的巨大奉献。比方举王国维的比方的话，关于古文的性质、年代的确定，应该供认他是在清人吴大澂等研讨根底上做的进一步研讨，但他根据此而对东周年代东西方文字体系的区分和大篆、古文分属不同体系的观念，却是清代金石学家看不出来或许说不清楚的，这深化地影响到后来对战国文字区系区分和文明、前史的认知方式。这个“东西土之别”的方式倒不是说它无懈可击、必定契合其时实践，但的确是一个结构性的解说和构建，对后来许多其他范畴的知道和研讨都是有影响的，就比方古代前史研讨中的许多闻名出题相同的，你能够附和或质疑它，可是绕不开它。其他还有一点，便是傅斯年讲的“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东西”自身的重要性。前史上金元统治者占据了多出铜器的华夏、关中地区之后，金石学就开端走向式微，这是咱们都知道的，学者没了研讨的资料，必定走向衰竭，当然这种式微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儿不多说。我记住仇鹿鸣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古石刻研讨怎样逾越传统金石学，他说到为什么石刻资料没有被王国维等人列入所谓的“四大发现”，他认为首要是石刻不像甲骨、汉简这些资料那么重要、填补空白，用中古石刻文字做出的效果也没有甲骨、汉简研讨那么出色而令人瞩目。古文字学能跳出传统金石研讨的范式，拜资料所赐的要素应该讲的确是比较大的，清后期以来逐步遭到注重或许新出土的战国玺印陶文、商代甲骨、西陲汉简，一波波地推进了古文字学的革命性晋级。而与这些范畴联系最为亲近的人，恐怕还得数罗振玉、王国维，而以王氏奉献尤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物的际遇，加上学术理念的革新，使得古文字学在晚清以来相貌一新。
王国维
古文字学在二十世纪以来，有很大的开展和转型，名家辈出，这个不必我多讲。我这儿想特别说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在其间起到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把古文字考释研讨的逻辑性、科学性提高了一个境地，他的文章从不马马虎虎兴致所至，也不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彻底扬弃了文人气和书袋感，他着重要考释要害性的文字，所以从这一点上我总感到他如同是彻底把古文字学跟传统金石学脱钩的一个人。有一个细节，曾经金石古文字学家，多喜舞文弄墨、吟诗刻字，收集拓片、施以题跋，但自朱先生、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以下，这种习尚除了岭南之外的古文字学者如同就逐步冷漠了（大约单个破例也有，怎样琳仪先生），古文字学人保藏金石文物的习尚也逐步稀疏、至少不上台面了；乃至你能够留心，像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这种古书根柢那么好的人，他们后来连文言写作也都自动抛弃了，朱先生更是从四十年代进入学界便以模范准确的文言写作，绝不感染文言旧习，李先生、裘先生他们有没有文言写作的经历我都不知道。这当然有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文人传统逐步开裂的大布景，可是就古文字这个职业自身来讲，我个人觉得跟出色学者引领的导向或许是有联系的，比方于省吾先生晚年曾像小学生那样专门去学习文言写作，由于他原本的确不写文言文。学术言语的革新对现代古文字研讨的重塑，如同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我觉得不扫除傍边或许促发了学术研讨思维和范式的内涵改动。并且你很难简略断定这种改动是好仍是欠好，可是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向，一种剧烈的革新大约必定对旧传统带来全面扫荡，但或许今后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还会逐步回来，这都欠好说。我最近留心到，陈尚君先生从他的视点概括我国传统学术的现代相貌有：四部之学、繁体字的运用、文言文的写作、我国传统学说的种种表达手法和办法、学说的气候和通融以及传统学说所应该具有的今世科学精力等。所以新旧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边界及好坏，有的时分真不是那么简略说清的，都还能够在学术开展进程傍边调整的。
朱德熙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研讨方面受朱先生的影响最大，并且在战国文字及战国文字之外的范畴作出很重要的开展和推进。朱先生、裘先生他们是言语学家，说他们从言语文字学的视点改造了古文字考释、型范了现代古文字学研讨，大约是不为过的。李学勤先生则曾从他甲骨文分期、青铜器研讨的得失，反复着重注重考古学的办法和效果是不同于以往金石学的要害所在，这也是切身的经历之谈。吸收相关学术办法来促进古文字研讨前进的这些现实是咱们都很了解的。
人们常说建国后地不爱宝，郭店、马王堆、银雀山等地出土许多简帛文献，还有上博简、清华简等文物商场呈现的文献，它们对既知的古代书写体系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冲击？
郭永秉：
从书写体系来讲的话，是供给了许多新知的。比方说，咱们真实看到了秦简，也便是秦人的毛笔文字，前次裘先生在承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里边说到了他跟张政烺先生在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打赌到底是秦简仍是汉简的趣事，说的便是这段前史。今日当然有数以千计乃至万计的秦简，不稀罕了，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确是令人振奋的一个大发现，并且它印证了文字学家对前期隶书的一些判别。
裘锡圭
第二是许多的战国年代楚地简册文字呈现，彻底更新了对战国文字相貌的知道。前期的战国文字研讨，目标无非是青铜器铭文、玺印钱银陶器文字之类的特别载体的文字，尽管研讨效果许多，有的也很重要，可是跟楚简许多出土宣布今后的战国文字研讨，是彻底不同的，这也是新资料呈现关于古文字研讨的重要推进。在这个进程傍边，需求特别说到的是，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等先生对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和铜器铭文等资料的考释作业，是在郭店简等书本类简册面世之前完结的，这些高水平、谨慎准确的作业为后来简册书本的考释研讨奠定了杰出的根底和根本的常识结构（九十年代包山简的考释研讨当然也可包含在里边）。并且这些有用性的文字资料一般与传世文献不太能对读，所以能做到这样高的水平，今日回曩昔看依然值得叹服。因而，在九十年代末，郭店简资料经由裘锡圭先生审定发布，战国书本的阅览和研讨进入了学术视域，如同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作业。尽管后来学者对郭店简的收拾作业也有不少商补，但这个作业能够说自晋代汲冢竹书收拾之后，也是“千七百年来未有”的，这次大规划收拾战国书本的起点的确是适当之高的。楚地简册出土地域广泛，年代包含也比较宽，能让咱们看到战国楚地文字书写体系的比较成体系的相貌，所以今日的战国文字研讨者，假如不把握战国简，能够说是不能幻想的一件作业。
《太一生水》竹简部分，湖北省博物收藏。
第三像汉初、汉武帝前后、东汉的简册文字，也是在1970年代以来逐步丰厚知道的，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构成开展，结合其他的文字资料，咱们现在能谈得愈加清楚了。汉字构成开展进程傍边的一种书体与结构不同步开展的现象，如同是值得留心的，现在看起来汉字往往是书体外观简略变而字形结构比较固执，比方八分的笔法、体势，从一些出土资料看，在西汉前期或许就已比较老练，可是结构上仍是得到昭帝宣帝今后才完结从古隶乃至小篆的蜕变。咱们对字体的区分判别，到底是用前者仍是今后者作为首要规范，有的时分是比较困难的挑选。汉代文字资料与中古以下的写本文字联系至为亲近，我看中古段的一些学者谈中古文字的论著，往往好讲某某是俗字俗写，但其实如了解汉代文字，就会知道这不是什么俗字，便是原本写法的连续，有些字形也不需求那么繁琐的证明，揭源头即明。我很希望写本学研讨不要人为地将简帛研讨排挤在外、自设学科壁垒，不管从外在形制格局仍是从内容文字而言，它们从学理上原本就应该合在一起的。
马王堆帛书
收拾研讨简帛资料中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能够同享吗？
郭永秉：
或许没有太多能够跟一般读者引起共鸣的有意思的故事同享，咱们做的便是“穷开心”的作业。曾经读裘先生回想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和自述文章，都说到他跟朱先生合写文章中的一些细节，最令我形象深化的是他们合著文章考释战国文字的“官”，裘先生说是他们其时各自留心到了一些对方没有留心到的状况，是能够相互创造印证的比方，所以终究合起来成文。人的阅览、知道总有盲区，独学无友就很难防止个人的局限性，所以学术上有诤友、畏友非常重要。这几年跟我的搭档评论学术问题、合写文章，如同就有相似的领会。尤其是前年邬可晶跟我合写考释战国玺印及楚简“原”字的那篇文章，从问题的发现到处理，便是两人各自留心到一些现象和文字形体，在微信评论中直接撞出来的。我记住其时他提示给我三晋印中一个要害字形依据，说楚简里边的那些字是不是直接能够联系起来，我马上就感到一个悬疑的问题处理了，一切资料都读通了，其时真实是振奋，相似的经历其实还有不少。这种学术商讨评论到创造进程中的趣味，外人或许很难领会。我个人觉得，咱们现在从事的这些决不起眼但还算仔细的细小作业，除了裘先生当年对朱先生讲的“穷开心”之外，的确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
上博简
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郭永秉：
假如要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感到在收拾研讨出土文献方面，裘锡圭先生在古典学重建中提出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之间趋同、立异标准的把握，仍是需求一再领会。咱们往往会被简略的相似误导，也往往会被表面性的差异误导，怎样尽力把阅览初始那种直觉的振奋、瞬间的联想沉积下来，理性剖析考虑、多方幻想或许性之后，再做合理定论，这或许是防止古文字和古典学研讨单线思维、一元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咱们这个访谈系列是叫“绝学传薪”，不过现实上现在从事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讨的人数，假如加上研讨生在内的话，现已适当不少，尤其是比起满文、中亚死言语那些研讨而言。若仔细剖析一下的话，咱们的知道水平、研讨水准与研讨人数比较，如同并不是正相关的，假如答应我直抒己见，我想大约要考虑怎样尽力防止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讨过快进入泡沫化、内卷化，真实进步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中心研讨才干与水平，这或许才是这门学识真实防止“学绝”的要害，比起是不是要引进一些时尚的技能、新名词而言，这一点或许重要而真实得多。
曾经听我一个做骨科的医师朋友说，医学院校许多地培育了关于外科理论一目了然的学生，但这些人去医院实习，一旦送来一个开放性损害的患者需求做最简略的清创缝合，这些学生往往都会笨手笨脚乃至束手无策。听起来有点不行幻想，但我其时就非常有同感，咱们现在培育的古文字学或古典文献学的博士，做了一本本厚厚的十几乃至几十万字的论文，但“说得一口好菜”是没用的，真实能实践做文本释读收拾作业的人，会占多少份额？假如在根本的释读收拾资料的才干和根本戒律上不留心对学生的培育练习，必定会限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讨全体水准的提高。古文字研讨的根底作业是认字，但认字不是终究目的，而是要读懂文本、运用资料。这几十年来，跟着资料电子化程度、检索才干的提高，跟着认出的字越来越多，从业人员阅览出土文本乃至传世古籍的全体才干，终究是进步了，仍是降低了，我觉得是能够反思的一个问题。阅览收拾文本，终究是要靠人而不是机器来完结的，由于文本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机器看的，咱们面临的首要不是科技手法的问题，而是怎样去与古人逼真对话的问题，恐怕不能由于趋赶时尚而忽视了对概括语文才干自身的培育。我感到近年这方面的坏处开端逐步闪现了，这跟咱们培育学生、做研讨、建立项目的导向是有联系的。许多状况下，咱们的确被资料、项目牵着鼻子走，技能化套路化的倾向太过于严峻。
还有便是古文字研讨的办法及效果，如同还没有很仔细地与其他学科对接同享，导致比方史学、哲学等范畴研讨者没有办法充沛运用或许干脆不必，这或许也是需求改动的现状。其他，出土文献收拾研讨中的情绪问题，也需求提及。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讨不行防止与生俱来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方刚刚说到的过于以出土资料为本位，某种程度上传统的根底比较差，易走极端、违背现实真相，视野狭隘等等，这是需求反思、批评的。可是矫枉过正也简略偏失，比方特意摆出“预流”敌对面的姿势，而非出于寻求现实的情绪来质疑、驳斥和研讨，这就往往导致失掉对话的根底，这也是可悲的。
跟古文字研讨的硕果累累比较，上古音的研讨如同开展非常有限，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郭永秉：
这或许是一种遍及的误解，上古音的研讨在近几十年来的开展是很大的，不管是国内仍是国外，重要的研讨效果迭出，不管在声母仍是韵母方面，现在的许多知道早已与王力先生为代表的音韵学家的古音体系有了很大不同，这现已是古文字研讨者不该不仔细面临的现实。这方面的状况不能缕述，并且我也不是专业从事者，没有资历多谈。我引荐感兴趣的人读一下最近张富海先生在《岭南学报》复刊第十期上宣布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标题是“谐声假借的准则及复杂性”，此文对声母韵母音近相谐的准则有清晰的概括，也对不合准则的破例有解说，指出应当彻底摒弃双声假借、“一声之转”这类缺少科学性的说法。复旦中文系的硕士生施瑞峰有一篇文章，如同也刚刚在《出土文献》上正式宣布，他对古文字释读中过错运用非一起性谐声假借资料的问题进行了评论。他们说到的这些准则和条件，我认为都是比较重要的。
《岭南学报》复刊学术会议之五“出土文献：言语·古史与思维”学术研讨
会，张富海作题为“谐声假借的准则及复杂性”的陈述。
我感到现在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研讨范畴对音韵学的新开展了解承受还很不行，乃至有不少人对之尚有若有若无的拒斥心态，这种情绪导致的流弊，便是讲谐声假借失掉根本的标准——或许是形声的过错剖析确定，或许是一转再转、无所不晓（比方某韵部的一个字能够被一起通转成其他三个不同韵部的字之类），或许是剖析过于保存、失掉合了解说的或许性。古文字学研讨中的这种高傲、关闭心态必定是会起到阻止效果的。古文字研讨的科学客观性，应该勇于用古音研讨的定论去检证，而不是消沉逃避，乃至视若无睹。
西方汉学界研讨前期我国的学者对出土文献性质的观念以及释读办法往往与我国学者截然不同，你怎样看待这些差异？
郭永秉：
西方学者或许也不能混为一谈，也有一些比较切近或许认同我国学者的观念及办法的，但的确适当大一部分西方汉学家与我国学界在出土文献研讨范畴有比较大的不合。歧见彻底是正常的，没有不同才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学术传统那么不同的我国和西方。我觉得最重要的仍是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在批评之前须仔细了解对方的研讨思路，知道对方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出于站队式的保卫心思。
柯马丁
举个比方，柯马丁先生从《诗经》异文的视点估测文本存在以回想和口传方式传达的或许性，尽管我认为从他所举的异文的现象不足以阐明口传的必定存在，但从《诗经》的诗篇形状自身来说，不能不供认这种或许性是存在的。安大简《诗经》尽管还没有彻底宣布，可是从已有的研讨文章和相关信息来看，《诗经》文本在战国到汉代间的确发生适当严峻的、特异的歧变，有些看起来如同并非转抄仿制中发生的问题，将对《诗经》文本的授受、传写进程提出许多新的课题，引发咱们反思《诗经》授受中口传的重要性怎样估量。可是，我想说的是柯马丁先生所幻想的回想和口传方式传达的或许性，能否推行到前期我国一切的文献的传达方式傍边，恐怕就值得置疑了，比方《书》《礼》及史类文献，恐怕与《诗》的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异文绝不是口传的一个灵丹妙药式的解说打破口。这些年古文字字词联系的研讨非常深化，音同音近包含声旁相同的异文，许多仅仅其时个人用字习气不同的偶尔现象，比方金文同一篇中往往就有用字不同的现象，简帛中相似状况就更多了，在文本仿制转抄进程傍边发生与蓝本不同的用字是彻底正常且有规则可寻的，决不能一概解说为是由于听写中发生的歧异。咱们得供认抄手是有必定文明的（尽管或许有凹凸之别），在仿制文本的进程中，应该答应由于默念誊抄而改动文字书写的状况呈现，如作为读者身份所作的誊写，这种改动那就更简略发生。此外，上博简、清华简中的一些儒家文献、前史文献的文本，忠诚、仔细地进行仿制的现象，的确是能够得到证明的，这个已有多位学者谈过。现在看到的许多战国文本，存在着保存蓝本地域和年代特色、与一般文字书写有其他重要现象，这愈加阐明我国古代典籍誊写仿制的重要性和遍及性，而不是经过口传能够解说的。所以许多问题或许需求具体剖析，用一致的方式、尤其是运用具有西方知道布景的理论去解说我国的问题，大约会显示出许多显着的坏处。
许多西方汉学家着重前期文献的跨文明比较研讨，你对西方的前期写本研讨有没有涉猎？其间有无能够学习之处？
郭永秉：
很羞愧，这方面我了解不多，所知连皮裘都谈不上。但有余力的状况下，也读一些相关的译介论著，比方咱们校园古籍所苏杰先生在中西古典学特别是校勘学的交流方面做了巨大奉献，翻译了许多的论著，他自己也有相关著作，我没有全都读过，可是就我读过的部分而言获益许多。比方他翻译的《抄工与学者》是一本很好的书，我觉得值得咱们研讨我国古典学的人看一看。我阅览的整体形象是感到，西方古典学（包含后来的《圣经》研讨）有非常强壮的文本批评辨别传统，咱们不要认为只要咱们的古典学做这方面的作业，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奉献其实或许远超过咱们。西方人对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审阅，研讨其间的附益、伪窜，对文本的校勘，是一种出于理性传统的前赴后继的作业，开展出了一套理论，总结了许多规则，是很值得我国古典学去学习的。咱们应该抛弃因我国言语文字不曾开裂而发生的盲目自负心态，其实西方的古典教养和言语自身也没有彻底开裂，这种优越感没有太大的含义，要害还在于做出多少真实的效果能够与整个学界对话。
《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达史》
与西方写本辨别传统比较较，我国古典研讨如同在某些方面相对较弱。唐宋曾经的古典学家对古典内容真伪的问题如同干流是以“信”为主，司马迁做《史记》时，对传说年代的不经资料虽还略有审辨，但实践上还很不充沛，一直到像欧阳修那样，直陈稷、契为帝喾高辛氏之子的说法在世系上彻底错谬不行信的批评精力，能够说是咱们古代传统中的空谷足音；对文献的性质、年代的断定，也往往体现出崇古、附会倾向，如同讲得越早越好，比较缺少一种与文本歧变的天然潮流逆势对立的批评精力；校勘家的作业也是以经学家对经学文本的收拾为主，稀有西方的独立古典学者进行独立的考虑和校勘，校勘收拾记载的科学体系性也有待重估。同样是经，乃至是宗教经典，读过巴特·埃尔曼的《错引耶稣》这本书就会知道，哪怕是《新约》这样崇高的经典，哪怕作为教徒的学者也是能够提出仔细质疑的。这本书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我国古典学、我国写本的状况，是很有启发性的一部书。比方从文本错讹方面来说，我形象很深的是，《新约》希腊文本誊写进程中缩写符号的误读，因同一个单位的字结束的跳读形成的过错，注记混入正文等，都与书籍帛书及传世古书里发生的那些错讹非常近似。有些规则和评论或许也是有遍及含义和学习价值的，比方越能解说其他异文为何存在的就越或许是原文的准则，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誊写传统的差异以及识字率的估量，关于经文誊写遭到口传业绩的影响的评论等，这些东西假如能有一起深化把握东西方古代写本的学者细加收拾比较、总结概括，分析根据言语文字自身特性而引致的异同，必定是写本学上很有含义的效果。
《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情》
埃尔曼此书，也曾引发我的一些考虑，比方说，文本更动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能够估测并坐实的？文本的无意更动和有意修正之间假如没有截然可分的边界，咱们终究怎样去点评与单纯技能性过错有区其他误读，以及抄工、阅览者对文本发生的影响？比方像《错引耶稣》所举的，KURIW（主）的缩写方式KW
（有上划线）
被誊写者认为是KAIRW（时刻）的缩写，由“服事主”变成了“服事时刻”，这显然是有阅览才干的誊写者在作业中具有创造性的改动。在文本撒播建立的进程中，是这种并非出自学者的、却又实真实在的骤变比较重要，仍是从崇奉及宗派观念等态度动身的人为骤变来得更重要呢？誊写者的忽略之讹，是否必定更简略将文本改得简略易解而不是相反？……再结合咱们自己的古典学文本，许多问题如同就更值得考虑了。我记住咱们古籍所陈正宏先生曾经在一位法国的写本学者的讲座总结中说到，我国学者不该该以“我国古典文献学”名字自限，文献学不分中外，应该要对世界上一切文献进行比较研讨（大致意思如此，或许不是很准确），我非常附和他的见地。但羞愧的是我没有尽力去学习弥补自己的常识，今日也谈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非常抱愧耽搁你和读者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