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地名考证及相关问题

liukang20241天前吃瓜热门265

游客在邯郸市博物馆观看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马。新华社发

出土秦简的里耶古城一号井。新华社发

云梦县博物馆展出的睡虎地书籍（复制品）。新华社发

游客在长沙书籍博物馆观赏。新华社发

吴良宝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讨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首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战国文字、前史地舆研讨，曾掌管完结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国及秦代地名全编”、国家语委重大项目“出土文献典型材料分类收拾与解读研讨”等，掌管在研课题包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先秦文献地舆材料收拾与研讨及地图编绘”等。

图1

战国文字中的地名材料，首要会集在其时的书籍官文书、官印、武器、封泥、铜器等载体中，从内容上能够分为人文地舆、自然地舆两大类，包含行政区划名、山川泽国等。咱们本次讲座所注重的战国文字地名材料，专指其间战国时期的地舆材料，楚简等材猜中的战国从前地名不在评论之列。

跟着新材料的不断发布以及战国文字研讨的开展，战国文字地名的收拾与研讨现已获得了丰硕成果。本次讲座将对这些内容加以介绍，一起也总结其间的成功经验与有待进步之处。

研讨概略

所谓“行政区划”，是“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分级办理而进行的区域区别”，也便是指在国土上树立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版图的行政区域所组成的体系。我国前史上从前呈现的政区单位包含“郡、县、道、州、府、行省”等，而咱们所注重的战国时期文字中常见的政区单位首要是“郡、县”二级，县级以下的则有“乡、州、里、遂”等，从时刻上来说，各种政区单位材料的年代会集在战国中晚期。

前史地舆学家谭其骧《秦郡新考》（1947年）是秦郡研讨的集大成之作，得出了秦郡46郡郡目，《我国前史地图集》（198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鄣郡、庐江郡”，这是前史地舆学界长时刻盛行的干流定见。关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郡的状况，杨宽《战国史》（1955年第一版，后经两次增订）“战国郡表”曾有过计算，合计六国之郡24个、秦郡36个；后晓荣《战国政区地舆》（2013年）以为六国置郡31个（含齐国5都）、秦国共同之前置郡7个；何慕《出土文献所见秦郡名考》（2019年）计算秦封泥、秦简等出土文献的秦郡共29个、待定3个。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1959年）、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1987年）先后释出齐文字以及三晋、燕国文字中的若干字，郝赋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武器》（1972年）发布了一百多件韩国有铭武器、黄盛璋《试论三晋武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1974年）体系收拾了三晋各国国都与当地各县监造的武器，以上作业都推动了对战国县制的深入研讨。

战国文字材猜中“县”的判别规范问题，以往学界较少留心。陈伟《包山楚简初探》（1996年）对包山简中楚县的断定进行了评论，提出“司法职权”“名籍办理”“职官设置”等三项规范；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讨》（1997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八项规范。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2002年）、《谈战国时期齐国的置县问题》（2017年）对三晋文字、齐文字中的县进行收拾，运用了多项判别规范。李晓杰《我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2009年）也对战国文字中“县”的断定作了论述，表达了不同的定见。

关于各国置县的状况，现在学界定见多有不同。后晓荣《战国政区地舆》（2013年）曾计算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秦、六国置县的数量，合计567个县、27个可能是县的地名；李晓杰《我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2017年）计算出六国设置了183个县名、196个疑似县名，以及秦国置县共365个。受限于各种条件与要素，战国时期秦郡名字、各国的置县数量，适当长时刻内都无法给出一个明晰的计算数字。

前史自然地舆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海岸线等的研讨难度极大，现在根本上无法恢复或精确画出，并导致学界相关的争辩。比方，《山海经》《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流水道孰早孰晚，学界尚存在争议。从事战国文字地舆研讨的学者，大都侧重于地名的文字释读以及国别年代判别、地望考证、诸侯国的边境变迁等内容，关于战国文字中的自然地舆研讨相对单薄。现在对战国文字自然地舆材料的评论，首要是水道名（比方新蔡葛陵楚简的“沮漳”、上博简《容城氏》的“蒌水”等）、山名（郭店简的“鬲山”、清华简《楚居》的“畏山、穴穷、乔山”）的考释，上博简《容城氏》“竞州、莒州”等“神州”的评论也可归入此类研讨。

学术价值

战国文字地名研讨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作阐明。

首先是供给了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政区地舆材料。

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秦封泥中呈现的“苍梧、洞庭、江胡、巫黔中”等，都是不见于史籍记载的秦郡名；三晋文字中的“邯坵、龙阳、氶、辛市、狐泉、蔑”、齐文字中的“奠昜、清陵、慎鱼、武寻”、燕文字中的“东阳、中阳”、秦文字中的“义阳、门浅、定楬、蓬”等，归于县、道之名，这些都是能够用于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是供给了更明晰的地舆沿革信息。

例如，某些秦郡的始置时刻一向存在争议，而经过出土秦文字材料的调查，能够为这些评论供给相对明晰的年代下限。据《汉志》班固自注，泰山郡、武陵郡都是西汉“高帝置”，可是岳麓秦简、里耶秦简中现已呈现了“泰山守”“武陵泰守”，阐明至晚在秦代这两个郡就现已设置，早于文献中的班固注说；谭其骧以为衡山郡是秦共同之后方由九江郡析置，而岳麓秦简呈现了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行戍衡山郡”的记载，这证明了衡山郡的设置不得晚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结合传世史书中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省、途径衡山郡相关记载，阐明衡山郡是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并非秦共同之后才析置而来。里耶秦简的一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文书中呈现了“苍梧为郡九岁”的内容，由此咱们能够计算苍梧郡始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由此揣度苍梧郡、洞庭郡均为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的成果。里耶秦简“琅邪尉徙治即默”的内容，证明了即墨郡是秦共同之后析自琅邪郡，由此纠正了以往即墨郡置于秦灭齐之时、名为“胶东郡”等误说。

秦简对郡治研讨亦有推动效果。里耶秦简所记秦洞庭郡“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的文书传递道路，提醒出新武陵是洞庭郡治，而里耶木牍又能够为咱们持续评论新武陵、门浅、上衍等秦县的地望供给头绪。上述这些问题，假如仅靠传世文献记载，是无法圆满处理的。

别的，有些地名上能够溯源到春秋时期、下能够系联到西汉时期，协助咱们补足县级政区沿革的链条。比方，韩国铜壶上的“隋”、三晋官印“上阳守”的“上阳”等地名，即《左传·隐公五年》记载的晋地“随”（在今山西介休市东）、《左传·僖公五年》所记之“上阳”（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这些都不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秦官印中的“束州”（今河北河间市东北），见于《汉志》勃海郡，正因为官印的文字记载，束州建置可据此提前到秦代。

战国文字中的地名材料，也为咱们研讨战国与秦代的郡县制供给了丰厚的材料。这些地名有适当一部分是其时的县名。黄盛璋共考证了武器中呈现的三晋县名47个（分别为韩12个、魏17个、赵9个，国别待定9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更进一步指出：“战国古玺不少是县一级官吏的玺印。在这时的武器上，常常也刻有郡县官吏署名的铭文。一起，许多钱银上的地名，也是县的地名。这些古文字文物，都是郡县制开展遍及的什物依据。”

这些材料还供给了研讨战国时期诸侯国边境及其变迁的史料。在这方面，带有编年信息的武器、铜器的价值尤为显着。铸造时刻比较明晰的尖足布币、三孔布币也是重要的材料。例如，经过结合三孔布币、官印等材猜中的“且居、崞、当城、上艾、余吾、扶柳”等地名，咱们能够勾勒出公元前249年之后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内的赵国边境的概括；战国晚期韩国桓惠王、韩王安时的武器呈现地名有黄河以北的“野王、长子、彘、屯留、介”、黄河以南的“安成、襄城、新城、蔑、釐、阳翟、高都、梁”等，据此咱们能够大致描绘出这一时期在今山西、河南省境内的韩国边境概括。

最终是能协助进一步校订古代典籍文献中的地名讹谬。例如，秦封泥中呈现了“方渠除丞”，学者据此指出，《汉志》北地郡的“方渠”“除道”两个县、道其实是秦“方渠除”一个道名的误拆。秦武器的置用地名“徒淫”，旧多误释为《汉志》西河郡属县“徒经”，而依据秦封泥、张家山汉简《秩律》等来剖析，“徒经”乃“徒淫”之讹谬。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秦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攻祭、中阳”（三三壹简），简文的“祭”通假为“蔡”，收拾小组据此指出“疑《秦本纪》‘蔡阳’系‘蔡、中阳’之误”。

这儿试举一例，学者经过清华简曾处理了一个学界长时刻聚讼的问题。《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闻名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宋庠本《国语·郑语》虢郐十邑的“鄢”，其实都是“邬”之误字。考虑到乌、焉两个字或偏旁在战国文字阶段字形差异显着，估测这个讹混应该发生于中古时期。既知“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实为“邬”，叔段一败于京、再败于邬，最终逃窜到黄河以北的共地，其败逃进程与道路由此就得以厘清，无需牵扯到今日的河南柘城、鄢陵等地。

再试举一个后世对《战国策》原文误改的比方。《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章记载：“秦不出崤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意在证明假如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么秦、齐、楚等国当年就不会脱离他们的始居地，也就不会有今日之盛。而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呈现了相似的内容：“自复而足，楚将不出雎章，秦将不出商阉，齐不出吕遂，燕将不出屋、注”，比较以上两则材料，记载的秦不出的“崤塞”和“商阉”显着是两个不同的地名。参阅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有“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卢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的内容（第14—16号简），李学勤指出，秦人始居之地本是东方的商阉（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后被谪迁到西垂的邾吾（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后世不了解这一史实，遂将策文“商阉”误改为今传本的“崤塞”。

缺乏之处

战国文字中的地名，适当一部分见于《竹书编年》《战国策》《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之中，这方面的材料收拾与研讨已获得很可观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缺乏。首要表现为文字释读有误、通假破读不妥、地望考订有误等。

战国文字地名材猜中的疑难字不在少数，燕国官印中的所谓“洀汕”（《古玺汇编》0363），至今已有“洀谷”“湶水”“潮汕”等多种释读定见，没有达到共同。形近混淆导致的误释，也会给地名研讨制作困难，比方楚简地名“酂”长时刻被误以为“（见图1）”字，实践上“赞、鬲”二者的上部笔画差异仍是比较显着的。尽管楚国金币上的“（见图1）”早在1980年就被正确地释出，但并未在区别“（见图1）”“酂”时发挥应有的效果。

地名文字释读有误，有的因图版不行明晰导致。深圳南山博物收藏的韩国七年令雍氏戈，内部加刻的置用地名所谓“崤山”，实践应是“比阳”二字，这是后续依托明晰相片得以纠正的。

楚国鄂君启舟节中的“鄂”地长时刻被定在今湖北鄂州市，加之“由”“古”二字时有形近相混的状况，导致“油”字被误释为“沽（湖）”，由此误释从而提出了节铭有三条水运道路的观念，将“逾”理解为“替换水路”或选用“水陆联运”的方法。直到陈伟正确地释读为“油（淯）”，即今汉水的支流白河，舟节上半段的线路才根本得以理顺。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界未将节铭的鄂定为《汉志》南阳郡的西鄂，在其时释字水平状况下，误释“油”为“沽（湖）”是一个不行忽视的要素——南阳盆地没有大型的湖泊水面，定为西鄂就难以解说节铭的“逾湖”之说，即使想到可能是“油”字，非前史地舆范畴的学者也纷歧定会联想到此字能够破读为《山海经》（《文选》注引）、《水经注》里的淯水。

黄盛璋在《试论三晋武器的国别与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名作中说，新郑“郑韩故城”窖藏武器的地名“平匋”便是赵国的“平匋（陶）”，在今山西文水县西南。黄文之所以会将韩国武器上的地名“平匋”判别为赵国之“平陶”，除受限于其时材料之外，无疑是遭到地名“少曲”的合文先被误释为“肖”字，从而被误解为“趙”（赵）国之“趙”的负面影响，且赵国刚好有“平匋”地名，使他产生了“郑韩故城”窖藏武器里也有赵国武器的幻觉。1985年李家浩将“肖”改释为“少曲”之后，这个疏误就此得以纠正。河南荥阳市广武镇南城遗址开掘出土的“坪匋市、平匋仓”等陶文材料，田成方、高靖尧定为见于《水经·济水注》的“平桃城”，此说甚是，由此可见韩兵、陶文的“平匋”并非赵地之“平匋”，归于“同名异地”。

通假手法运用妥当，能够为处理地舆疑难问题供给钥匙。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曾提出“律例兼备”的规范，“在使用古音常识去处理考释古文字中的具体问题时，单从理论上阐明某两个字能够有双声叠韵联系是不行的，最好能举出实践的例子。”“于省吾先生借用古代司法术语，把前者称为‘律’，后者称为‘例’，以为只要律、例兼备，所下的判别才干令人信服。”（转引自林沄《古文字学简论》）陈伟、朱德熙、李家浩将上述所列鄂君启舟节的“油”读为“淯”、“芸昜”读为“旬阳”，使得节铭的汉水上中游经行线路豁然明亮，是地名研讨中运用通假手法的典型例子。

通假破读运用不妥，也是地名考证中的常见问题。咱们以《利簋》“柬”地而言，或读为“管”（在今河南郑州市），契合“律例兼备”的条件，长时刻被学界信从。但新邑鼎铭文说周王从今日洛阳市的“新邑”历时“二旬又四日”才抵达柬地，坂方鼎铭文记载商王到“殷”之地祭祀之后当天回来柬地，这两则旅程信息都证明了“柬”地是不行能在郑州市一带的。可见，“律例兼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限制需求咱们注重，不然就简单导致貌同实异的判别。再比方，《古玺汇编》0147“啺攻帀鉨”齐国官印的“啺”旧多读为今山东曹县的“唐”，从这枚官印与“不其市节”同钤于一件陶器来看，“不其”在今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相应的“啺”地好像不该远在曹县一带（今鱼台或曹县一带战国早中期归于宋国的疆域，齐国只在湣王灭宋之后时间短占有过这一带）。孙刚指出，齐地“啺”应读为《左传》襄公六年“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的“棠”，在今青岛市即墨区南部，这契合其对应“不其”地址的逻辑，其说可信。

地望考订有误，最首要的表现是把年代较晚的地望误当作前期地望。这儿以见于秦武器的“平周”、三晋文字的“平州（周）”为例：《汉志》西河郡有“平周”县，在黄河以东今山西省介休市西，学界据此以为战国时期的“平周”也应是此处。可是，依据陕西米脂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石题记所载：“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寄平做作千万岁室宅”，这儿的“河内山阳尉”是墓主人生前任职的地址、所任的官职，“西河平周寿贵里”是他的原籍，墓主人身后归葬故乡，据此吴镇烽提出“平周”应在今日的米脂县境内。又依据张家山247号墓汉简《秩律》中的“平周、西都、中阳”排在《汉志》上郡之列，周振鹤据此指出，“平周、中阳”二县曩昔被定坐落黄河以东可能是过错的。陕西神木市栏杆堡出土“中阳”秦陶文，陕西榆林市桥头峁城址出土“西都”秦陶文（《文博》2019.5），为地望考订供给了重要头绪，一起也为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陕北区域被匈奴占有、部分县治从黄河以西迁至今山西省境内供给了有力的佐证。

“同名异地”与“同地异名”的现象也需求咱们分外留心。这一现象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不在少数，比方“安阳、平阳、武城、安平、平舒、新城”等，赵国境内有东、西两个安阳、武城，燕国境内的“当城”地名还加了“东、北”这样的方位词加以限制，之前评论的韩国与赵国同名“平陶”之地也是一例。咱们再以战国后期赵国流转钱银“三孔布币”所载地名“武阳”为例，阐明剖析同名异地的必要性。在传世文献中咱们能够找到多个“武阳”之地，出土的燕、赵两国的武器、钱银、玺印也有这一地名。由于今河北易县燕下都在《水经注》中被称作“武阳”，因而学界一向信任三孔布币的“武阳”便是燕下都，这也与文献《史记·赵世家》记载的孝成王十九年（公元前247年）燕国把“葛、武阳、平舒”交流给赵国之事相符。可是，咱们依照正常的军事地舆逻辑来审视，燕、赵这次交流土地之后，两国沿着徐水、易水一线分界，燕国在北、赵国在南，构成相对更易保持的军事坚持。假如依照易县“燕下都”是武阳的揣度，此次燕国把易水以北的“武阳”换给了赵国，适当于完全打破了燕赵沿徐水、易水坚持的军事态势，赵国成功楔入了燕国防地。并且从《史记》中“葛、武阳、平舒”的叙说次序看，燕国换给赵国的武阳不行能是“燕下都”，只能坐落今河北任丘市一带。其实赵国还有“武阳”之邑，即《史记·赵世家》记载的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255年）武阳君郑安平身后被回收的封地，即《水经·浊漳水注》长芦水的武阳城，在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小寨乡，这才是三孔布币与玺印中的“武阳”。

告发/反应